父亲的黑皮笔记本总锁在书桌抽屉里，钥匙串上挂着枚褪色的党徽。我十七岁那年偷摸打开过一次，最后一页用红笔写着：“1998年7月，愧”。那个字被墨迹洇透了纸背，像块永远擦不掉的疤。
那年夏天，长江大堤告急。父亲时任镇水利站站长，带着施工队在堤上守了四十天。我记得母亲每天傍晚都往搪瓷缸里泡浓茶，说要等他回来喝。直到第八天夜里，他被人抬回家，左胳膊打着石膏，裤腿上全是暗红的血渍。
“有人偷挖防汛沙袋。”他躺在床上，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木头，“我拦着，被铁锹划了下。”母亲给伤口换药时，他突然攥紧拳头——偷沙袋的是远房表叔，想加固自家临河的猪圈。“他说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放他一马。”父亲望着天花板，“我没答应。”
后来表叔家的猪圈被洪水冲垮了，奶奶拄着拐杖来骂父亲：“你当官当得连心都没了！”父亲跪在奶奶面前，后背挺得笔直：“堤上有两千人等着救命，我不能让沙袋变成他家的墙。”那天晚饭，他把自己关在书房，笔记本上多了个“愧”字。 爷爷知道这事时，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他是退休的老法官，一辈子没为谁开过后门。弥留之际，他拉着父亲的手，枯瘦的手指在那本笔记本上点了点：“这个字好。”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“知道愧，才守得住心。”
爷爷走后的第三年，父亲遇到了更大的坎。镇里要修跨河大桥，招标会上，有家公司的报价低得离谱。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”父亲把标书摊在桌上，钢笔在“材料规格”那栏画了圈。那天晚上，公司老板找到家里，皮包里露出整捆的钞票。“张站长，通融下，咱们三七分。”那人笑得满脸褶子。
父亲没让他进门，就站在防盗门内说话。“我爹审过贪污案，”他指着墙上爷爷的遗像，“有个局长贪了十万，在牢里哭着说，第一次伸手只拿了两条烟。”老板的脸僵了，突然掏出张照片——表叔在猪圈废墟前的合影，背后写着“你欠他的”。
父亲的手在门把手上抖了抖。我躲在窗帘后看见，他转身从抽屉里拿出个铁皮盒，里面是当年表叔家受灾时，他悄悄送去的两千块钱，还有张没送出去的欠条。“这钱我早备着，”他声音发紧，“但桥的事，一分一毫不能差。”
大桥最终由另一家公司承建。通车那天，父亲在桥头站了整整一天，看着卡车驶过桥面时，眼里像落了星星。晚上他翻开笔记本，在“愧”字旁边补了行小字：“守不住规矩，才是真的愧。”
去年姐姐在开发区负责项目审批，有家企业的环评报告不合格，负责人辗转找到她，送来块玉佩。“你爸当年帮过我，”他笑着说，“这点心意。”玉佩在灯光下泛着油光，姐姐突然想起父亲笔记本上的红笔字，想起爷爷临终前发亮的眼睛。
“我给您看样东西。”她从抽屉里拿出张照片——父亲在大堤上包扎伤口的样子，背景里是滚滚洪水。“我爸说，有些东西比人情重，比钱贵。”那人的手慢慢缩了回去，姐姐趁机递给他份整改清单，“按这个来，我帮您盯着进度。”前几天整理父亲的书房，发现那本黑皮笔记本放在了书架最显眼的地方。最后一页添了新内容，是父亲去年写的：“2023年秋，见孙女拒礼，知家风未断。”字迹比当年柔和了许多，却依然带着力透纸背的郑重。
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，像极了爷爷书房里常年插着的那瓶。我摩挲着笔记本上的“愧”字，突然懂得，所谓廉洁从不是天生的铁石心肠，而是穿过愧疚与挣扎后，依然选择站在光亮处的勇气。就像父亲说的，心里的秤杆端平了，走再难的路，脚底都踏实。（作者：冀敏敏）
